返回 面对自我与非我——与邓箭今对话 杨小彦

邓箭今的油画作品中有一个基本的母题,那就是画家自己。画家让自己出现在各种场合,同时作着各种不同的反应,有怪异表情的,有悬浮动作的,有莫名姿势的,有与人对峙的,也有置身于人海中而显然与众无关的;或在拉扯着胶手套,或在品评着鲜花,或麻木地与所有人一起张嘴结舌地笑,或盯着观众却让人觉得盯着观众纯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要交流。只有一张画作者明显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抗拒:面对一支侵犯性过强的手电筒发出呼叫。我以为这张画很有些点题的作用,一下子把邓箭今的意图给揭示了出来:他一直在无奈地面对着自我与非我,或者说他一直生活在自我与非我之间那一片梦一样的空间中,仿佛做戏似的,一方面回答着自我所提出的可能是难堪的私密性问题,一方面又不停地面对非我严厉的责难,由此而透视出个人领地的不完整,透视出人性中共有的渴望窥视与害怕窥视的矛盾心理。从这一层面上讲,邓箭今的作品明显区别于新生代的无聊与泼皮,他的画是一种心理幻象的结果,是存在于个人梦境深处的图像,是在个人独处时,在昏黄灯光下和大量啤酒的充盈中所浮现的情境,是一种无声的抗拒,抗拒陌生却不幸又最终导致了陌生与隔离。

我与邓箭今相识多年,几乎是看着他的艺术从摸索和试探中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。这其中既有技术与风格的因素,更有画家个人对问题深化的因素。我想,他的成绩首先倒的确归因于他的坚持,在广州这样一种气氛中坚持自己绘画领地的完整与不可侵犯。由此可见,邓箭今一直都在两块领地——梦中的领地与现实的领地中不懈努力。两个领地都不可缺少,都对作品的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

面对着自我与非我的纠缠,邓箭今努力在作出他最恰当的回应。

以下是与画家的对话。

[对话从一张具体的画开始]

杨:这张画有一种颜色分离的效果,与原来的不一样,造型上是硬边的。

[画面是两个悬浮的人,戴眼镜的人显然是画家自己]

邓:我下面几张都会照这个路子画下去。至于轮廓,我一向画得比较硬,那样会有力些。

杨;你把自己摆进画面,是因为你对自己比对别人有兴趣么?

邓:不能这样说。我觉得我不是在画自画像,我不是对自己的形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,我只是想寻找一个支点,好让我观察。我自己就是一个支点,我在看你,实际上也反映出你在看我。

杨:你的意思说,把自己摆进去,只是确认了一个视角。

邓:自画像象是在自言自语。自画像只关心自己。我并不仅仅关心自己,我关心的是我如何看别人和别人如何看我。我画的是一种近乎梦幻般的反应,个人对外界的反应,个人如何从群体中分离出来,又如何返归群体。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,幸好我只是个画家,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却可以表现由这问题所引致的情绪变化。

杨:显然这是有难度的,因为不是在琢磨自己的长相特征,而是判断一种关系。

邓:我觉得我有点像孤独的观察者,有点自言自语,但并不太自恋……

杨:有一种心理的真实空间,有一个心理的深度?

    邓:我更喜欢说是梦,梦境,漂浮的梦境。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中做梦,核心的主题则是侵犯与被侵犯、窥视与被窥视、陌生与不陌生,等等……

杨:一个社会学的问题。

邓:也是一个视觉问题。我觉得把自己摆进画面中很难,尤其是持续了这么多年。我画自己,把自己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,是想提供一个模式,暴露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上的隐私,或者是一种假想的隐私?

杨: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,一种假想的隐私。但这和个人表现有什么不同?

邓:我不想那么狭隘,只关心个人的表现,个人在不停地唠唠叨叨。画我自己,只是一个方便的选择。我选择了自己,然后就画到画布上,而且越画越明确。

杨:这个方便怎么解释?就近方便的方便还是迫不得已的方便?

邓:不见得是就近,有点迫不得已。因为只有个人的体验、经历才是最令我信任的内在动力,自己对过去的事情有一种执迷和追述,后来发现这种执迷和追述有某种普遍性,可以做为一个问题来处理,可以演变成视觉上的表达。

杨:表达一种对个人领地侵犯的非议?还是一种由窥视产生的恐惧,恐惧自己时时也在被窥视?

邓:恐惧说得有点过份,但维护个人领地的完整的确是一项艰巨的、甚至是难以完成的使命,从中导致了一种严肃和健康的正剧。我的画是健康的,与新生代的泼皮、无聊有相当距离。我觉得我不无聊,也缺少泼皮的精神。

杨:这个健康的意思是:你有严肃的问题需要探求,你是在一个心理的层面上,也即个人对群体的敏感反应这一点上揭示生存的涵义。几乎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与人相处、与自我相处的困境。我们真的都不是那么坦然地活着的,焦虑是从不知不觉的日常交往中产生的,然后每天扩大,以至于掩盖掉个人全部有价值的生命。

邓:所以我画自己仅仅是一种选择。

杨:不是个人表现,或者说个人发泄?

邓:不是那样的。我选择自己,不断地把“我”这个母题持续下去,就这么简单。你知道,持续这么多年画一个自己太过熟悉的“母题”,这不容易。

杨:你对画别的形象有没有兴趣?

邓:很熟才会有兴趣。我更喜欢瞎编,编一些半陌生不陌生的形象,安放到画面上。

杨:你画你夫人,还有你的学生……

邓:是让她们来做模特,并不是在画他们。我心中始终有别的一些符号。我还是在编形象。

杨:你大概是在90年以后才把兴趣集中在自己的形象上的。90年以前呢?

邓:主要做陶艺。这是我的专业,做了很多,都是粗陶烧制。当时想追求一种原始感。

杨:那时也画画么?

邓:也画,不过不值得一看,画的都是些85新潮之类的东西,浮躁,自我膨胀。

杨:这有一个过程。我反倒觉得你不容易,不是油画科班出身,却能在油画方面有这样一种突破,我看还是坚持的结果。有相当一段时间你其实是颇寂寞的。

邓:是这样的。我一直都想弄出点东西来。还是刚刚那个说法,太浮了,不耐看。

杨:我觉得应该历史地看这问题。那时刚打开门窗看世界,阳光炫耀得人眼都睁不开,以后习惯了,才看清些外面的世界。我总觉得对历史是没有什么好苛求、好过多指责的。还是回到你的画上。你逐渐把自己摆进去,甚至站在陌生的地方观看自己……

邓:我觉得观看这个词用得好。我想我是一个旁观者,有时甚至不免为自己的观察而得意,但更多的倒是紧张。我的画面总是有一种无奈的紧张……

杨:又回到漂浮的梦境上去了。沉重的漂浮。如果我给你的画定位的话,我想你表达的可能是一种存在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悬浮的幻想,也有点像佛洛依德早期所说的那个“潜意识”。注意,不是“无意识”,也不是“意识”,而是这两者间的一种精神状态,一种瞬间的恍惚。

邓:我要补充一点,我的画有一种连续性,我觉得我是逐步进入角色的,逐步把自己摆在一个窥视与被窥视的位置上,这个位置的状态可能有点像你所说的那个“潜意识”,一种瞬间的恍惚,不过我真的没听过这个词……我一直都在画自己,但我很怕变成自画像,我不想别人问我:你老画自己干嘛。我不得不一再地说,我不是画自己,我是画一种关系。

杨:你能解释一下你画面中的那种紧张的悬浮感么?

邓:我想那是一种心理的特别状态,一种强烈的对刺激的反应。其实我不仅画悬浮,我还画无目的迅跑,画很多很多人拥挤在一起,被一种莫名的利益所导引……

杨:我还想问别的问题。

邓:可以。

杨:在广州,能像你这样坚持这么多年画自已风格的画的人可能已经不多了,因为这将面临两方面的攻击,一是经济的满足,二是成名的欲望。由于广州的氛围问题,我们这一代人以画名而立于国内的尚不多见。内地画家被曝光的倒不少。你觉得这其中的问题在那里?

邓:怎么说呢?我觉得有点难回答。可能是有点封闭吧。另外就是持续性不够,坚持得不够。有些问题其实就是坚持。

杨:你觉得你在广州美院的位置如何?

邓:还行。关键是人们都认为我这个人在不停地画画,所以对我很放心。我也觉得没什么压力。关键是不要去妒嫉人家如何挣钱。反正人各有各的活法,我只能对自己负责。我唯有画画。

杨:这是性格所致。

邓:是的。

杨:我觉得一种个性化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一个群体中生效,全在乎其中所蕴含着的问题是否具有涵盖性。为什么有的人表达出来的概念苍白无力,而有的人则富有扩张力呢?我看就在于其中所包容的问题的大与小了,或者说是文化深度吧,这样更好理解些。

邓:我想正因为在母题中潜藏着有深度的与群体有关系的问题,才能使极端个性化的艺术有一个广阔的前景。

杨:不少画家画了一辈子,却不知道要画什么,这是顶可悲的。没有一个文化的归结点,没有问题是不能使画家的个性变得对别人也有价值的。如果仅仅在自言自语,与我有什么相关?但你居然在说自己的话的同时,也反映了我潜在的困境,表达了我的期待,我能不关心、不紧张么?特别是一旦我们跨越了风格化的屏障,我们就能在作为文本的艺术作品中汇合了。我接受了你的话语系统,我被你话语中的力量所打动,我成了你的对象。

邓:我明白你的意思。

杨:我一直都反对流行于广州美术界的所谓“自娱理论”,画画是我的事,自己开心就行了。

邓:既然如此,为什么还要去摆展览?去发表?

杨:你知道,开心的方式有很多,仅仅为自己开心,这并不难。但艺术总归要去影响一个层面的生活,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唠唠叨叨。依我看自娱理论则更像是托辞,好掩盖艺术上的苍白、贫弱与无能。我看你一开始就希望在你所选择的母题中确定一个话语系统,在你的文本中寻找一种明确的风格通道,从而达到高层次的沟通。

邓:自娱是一种逃循,自恋不免卑微。艺术的前提是自立。我的想法是:寻找一种自由的漂浮状态,在自己的经历中取得一种动力,把自己做为一个出发点,从而完成一种风格的塑造。

杨:这是一个简单的概括。

1995年